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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春先:未竟的硅谷梦

发布时间:2017-07-31 15:45来源:网络

  有人说,陈春先办服务部说是移植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,实际上是把国家几十年积累的科研成果贩卖出去,是“科技二道贩子”。

  
  在今天的中关村提起陈春先,有人感慨,更多的人却很茫然。这位2004年辞世的先驱者,30年前在北京的西北角首倡“硅谷”之时,中关村还是农田片片、房舍萧疏。
  
  让想法变成钱
  
  1978年,46岁的陈春先被中科院从助理研究员破格提拔为研究员,同时被提拔的还有陈景润、何柞庥等人。
  那时,他刚刚主导研制出我国首台托卡马克(存放高温等离子体,即核聚变时产生的气体的容器),是核聚变领域的新生代翘楚,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。
  正是在这一年,陈春先到美国普林斯顿进行了核聚变技术的专项考察,与美国核聚变事业之父弗斯(H.P.Furth)成了好朋友。
  随后陈春先再次去美国考察,从东到西走访了20多个城市。他得知美国实验室设备是由几十人的小公司制造,设备质量优良,生产周期短。弗斯教授把这些小公司称为美国技术扩散区的技术公司,教授、工程师、大学生负责产品设计、研发、制造、销售,风险投资家、企业家负责提供资金。
  “技术扩散区”、“技术公司”―― 这些新名词让陈春先茫然又兴奋,他立即提出参观技术扩散区。
  所谓技术扩散,其实就是科研成果产业化。在旧金山硅谷和波士顿“128号公路”两地,政府颁布税收、贷款、风险投资、证券等优惠政策,借助斯坦福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等的科研力量,新技术和新科技成果迅速扩散到小工厂群落。
  陈春先参观的首站,是波士顿128号公路汤姆克教授的永磁公司,弗斯教授实验室使用的超导磁体就是他们提供的。这个专做超导磁体的小厂,总共也就20多人,忙时就请临时工,效益很好。
  公司负责人汤姆克教授是波士顿大学核物理教授。他告诉陈春先:“我有技术有想法,有些人有钱,双方坐下来谈,同意合作就开公司,让想法变成钱。”
  当时的代表团成员、超导工程专家严陆光回忆说,那时国内的同类工厂有上千名工人,但产品还不如这些技术公司。
  第二站是硅谷。陈春先参观这个当年在地图上连标记都找不到的小乡村时,美方陪同人员告诉他,斯坦福大学把校园的土地提供给教授开公司。而惠普和苹果的创业传奇,更让陈春先怦然心动。他联想到中科院的众多科研技术项目成果长年躺在实验室、仓库、档案里睡大觉,心里真不是滋味。
  那时,国内的科技人员搞研究,很少会考虑到花多少钱、生产成本多高、转化为产品后老百姓是否买得起等问题。
  
  “为小草脱离大树创造自由的氛围”
  
  1980年8月28日,时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室主任的陈春先敲开同事纪世瀛的家门,找他商议如何移植美国硅谷和“128号公路”的模式。
  中科院物理所围墙内现代化设备齐全,新技术成果累累;一墙之外,人扛马拉,农田贫瘠,房舍荒凉。“这种鲜明的对比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,急于把科技成果转化成财富。”纪世瀛回忆说。
  陈春先在参观硅谷时发现,中关村与硅谷在人才密集度上极为相似,应该在中关村搞试验,开公司扩散新技术。
  美国技术扩散区、苹果公司等新鲜的词语,成了那段时间陈春先的口头禅。兴致上来了,陈春先还要画个草图一一画的上半部分是美国硅谷,分AB、c、D、E4个部分;下半部是棵大树,树下有众多小草。
  他边画边解释:“AB代表硅谷公司,是风险投资与技术结合的符号;c是金融投资体制,D是管理体系,E是工业、社会文化、法制。”他用大树代表我国的科研体制,小草代表科研项目,“我们所有的科研项目都固定在这棵树上,科研工作者一辈子要在这棵树上,应该为小草脱离大树创造自由的氛围。”
  当时,中国科协提出各个省市成立科技咨询服务部,帮助解决经济建设中遇到的难题。陈春先是北京市科协下属学会――等离子体学会的副理事长。他通过这个渠道,向北京市科协科技咨询部请求支持。
  “他跟我谈的时候非常激动。”咨询部负责人叫赵绮秋,她向《�望东方周刊》回忆起那个性格随和、不修边幅的陈春先――身材不高,衣着普通,右脚穿着白袜子,左脚上却是黑袜子,手里拿着黑色的人造革手提包。
  “斯坦福教授这边教书,那边办公司,学校里有什么研究课题,就可以同期按照公司模式运作起来,等到产品出来了,市场打开了,就把公司整个卖掉,用这些资金接着搞开发研究,不断把技术变成产品变成生产能力。我们科学院那么多的专家,可是谁都不知道谁在干什么,也不知道北京市在干什么,需要什么,我们怎么去运用!”陈春先一张口就像开了闸。
  考虑到开公司非常麻烦,单是手续半年都办不完,赵绮秋建议他在等离子体协会下搞个服务部。“他们开设独立账号,还是我从市科协每年3000元的科技咨询活动经费里拨了500元。”
  
  “科技二道贩子”
  
  1980年10月,“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”正式成立。中科院的技术人员反应积极。当时南方深圳等地兴起创业热,让大家都跃跃欲试。
  核聚变科学家陈春先接到的第一单生意,是为一家街道小厂解决电源的问题。海淀区劳动服务公司还与服务部联合开办了“电子电工培训班”。服务部很快赚到3万多元,在中科院生活区盖起两座30多平米的木板房作为办公室。
  服务部在这个阶段只有少数专职人员,大部分人都是兼职,有课题就跑过来。小小的木板房里,又搞培训,又搞设计,很是热闹。
  “原来的中关村,静得像一潭死水,白天大家都在实验室里,街上没有人。”赵绮秋说服务部“在中关村一石激起千层浪”。
  服务部的工作人员每月发7元至15元的津贴,现金支付个人签收,也就是所谓的“白条”。当年各单位付费大多是支票,科技人员到外单位干活只能拿到支票却不能花。在打“白条”的两年间,陈春先分文未取。
  麻烦却来了。有人议论说陈春先把核聚变项目中的物资拿到服务部卖了,还把项目的钱转到别的单位。1982年初,当时的物理所领导批评服务部“乱发津贴,扰乱了科技人员的思想,扰乱了科研秩序,腐化了科技队伍”。
  有人点名说,陈春先办服务部说是移植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,实际上是把国家几十年积累的科研成果贩卖出去,是“科技二道贩子”。
  参加服务部工作的人听到这些话,不少都后悔了。有人到陈春先家,二话不说,放下从服务部拿到的津贴就走。
  “散会后没有一个人敢跟我一块走,都怕沾上,我想向所里‘交枪’不干服务部,但是又想我是研究员,服务部就数我名气大就不投降。”很多年后向朋友回忆当年情景时,陈春先如此说道。
  物理所上报中科院说服务部账目有严重问题,又派人到服务部的合作单位调查,凡是在服务部拿津贴的人个个面谈。很多人因此而惶恐退出,服务部陷于瘫痪。
  其实,中关村不少知识分子都在暗中关注陈舂先,服务部这棵“树”倒与不倒,是他们会不会走出科研院所办公司的标杆。
  
  经历了企业家的各种磨难,但是却没有聚集起财富
  
  新华社的一篇内参让事情有了转机。1983年初,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、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等先后做了批示,肯定陈春先的做法完全对头,可以走出一条新路子。
  陈春先、崔文栋,纪世瀛几个人受到鼓舞,想光明正大地成立民办研究所,还想成立一个研究院。1983年4月15日,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正式宣布成立。这是全国第一个实行“技、工、贸”一体化运行模式的企业。
  这时,中关村的规模日渐膨胀。其后不久,联想、方正等企业开始萌芽。
  但陈春先的企业家生涯却跌跌撞撞。这个掌握了当时最高端计算机成果的小小民办研究所,却因为与中国科学院器材供应站的纠纷,被295万元贷款压垮。
  随后,陈春先又成立了“华夏硅谷公司”。起初,他们做大规模信息加工,100多位操作员,每输入1000个字符收入0.4元,如果项目进展顺利,每年收入可达几十万美元。但到了1989年,市场突变,国外订单被取消了。
  陈春先曾反思说,当初选择了增值不高、科技含量不高的数据录入可能是个错误。这样的项目抗风险能力必然很弱。
  对市场判断的失误、管理经验的缺乏,使陈春先的“华夏硅谷”屡屡受挫,甚至陷入经济纠纷。后来,他曾坦承:“办好公司的企业家大都是搞营销、搞金融、有很强管理能力的人,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家。”
  总结自己是“经历了企业家的各种磨难,但是却没有聚集起财富”的陈春先,在1996年退出一线。
  2004年8月9日。陈春先去世,两天前,他刚刚过了70岁的生日。就在辞世前,陈春先又提出了“软孵化器”的概念,他的创业之梦仍未熄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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